“当我的事业达到一定高峰时，我内心却感到空荡荡，希望能够找到归属感”、“人生如梦，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？”

　　这是在上海经营酒业的陶可（化名）面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。

　　他的第二句话是，“当企业经过创业之后，爬坡爬到一定高度时，那种痛苦，你是无法想象的。”

　　陶可说，到这个时候他会常常问自己，是先求质还是先求利？既为企业，必求利润，但这个法则却让很多企业家产生困惑。

　　在记者近日采访的近20位民营企业家中，与陶可有相同疑惑者并不少。一位来自济南的企业家说，他学习过西方的管理模式，但是在现实管理中并没有太多意义；他也为了寻找企业管理之道专门去学习国学，可这让他更犯糊涂，“我越学习越晕。当我们取得一定财富的时候，各方面都遇到了一个瓶颈，比如，在整个社会转型期如何调整企业方向？如何建设企业文化，让员工有凝聚力？这是我一直很迷惑的问题。”

　　“经济管理是‘技’，而这个是‘道’。当我的事业达到一定高峰时，我内心却感到空荡荡，希望能够找到归属感。”河北一家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。

　　也许是为了填补空虚感，陶可学了佛，并拜了一位老师。而经常给北大和清华总裁班讲课的舒国华认识更多这样的企业家，“我认识的企业家很多都学习佛学，他们的资产多是千万元到亿元之间。他们给人的感觉都很谦和，管理企业时也充满人文情怀。”

　　但是现实往往让人文情怀遍体鳞伤。在很多企业家看来，无论用什么样的西方理论管理企业，都是一个征服和被征服、管制和被管制、防范和被防范的管理关系，“恰恰是这种管理模式，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。企业员工之间同样存在着勾心斗角，企业和谐文化的建立也很艰难，更不要说培养起来的人才能够从心底为企业着想。只要有机会，他们随时会离开。”

　　也有企业家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。一位南京的企业家告诉记者，他也曾为此苦恼过，后来找到问题的根，“是因为我们企业家本身就没有达到一个社会人该有的品质，没有达到一些基本的做人标准。比如，对父母的孝顺，对家人的关心。一个人对父母都不负责任，又怎么能对他人负责？”这位企业家在学习和感悟之后，回到家给自己的母亲洗脚，后来他将这一项“礼规”说给中层领导听，让他们体会母亲的不易，没想到，这种做法在全公司得到了员工的肯定。

　　“其实，这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感悟，我想，当我们做好自己的同时，去管理一个企业，很自然地把威信建立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建立一个很科学的管理制度，我们也用不着那么费心，整天琢磨着谁背离我，谁不忠诚于我，在那猜忌。真的很累！”

　　对于企业家学习佛学的现象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夏日并未感到意外，“信仰是个人的自由，而宗教的发展也是‘与时俱进’的，在‘构建和谐’社会中，宗教也发挥着它的作用。关键是不能将这种信仰极端化，企业家想得更多是如何将宗教中的一些东西能和现实结合起来，这才是关键。”